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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时间的起算问题

录入时间:2011-01-11 9:26:36 阅读次数:13449 【打印此页】【关闭】【收藏
 
合同解除时间的起算问题
 
福建力涵律师事务所 刘腾荣
 
内容提要:合同解除是《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之一,关于合同解除,历来存在很多的争议,本文着重分析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合同解除起算时间的问题,主张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合同解除起算时间可能是当事人通知到达对方的时间,也可能是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的时间。
关键词:合同解除、时间、起算
合同解除历来是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争议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市场交易情况多样性、复杂性的原因,更有立法不完善的因素。有关合同解除方面的争议,主要包括合同解除的方式、合同解除权人可否通过诉讼解除合同、合同解除时间的起算、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等。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当前合同解除权人可否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争议,之后重点阐述合同解除时间的起算问题。
一、合同解除权人可否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争议
1999年施行的统一《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于该条内容规定的不完善,导致对于合同解除方式、效力产生了很多的争议,这些争议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向法院提起合同解除诉讼、如何主张诉讼请求、在合同解除纠纷案件中法院扮演何种角色、起着何着作用。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但在“通知”的方式上,有的认为,根据该条的内容,通知仅限于解除权人以信件、传真、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自行”通知“违约人”,所以解除权人不得以诉讼方式请求法院解除合同,持该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的角度出发,认为作为国家执行“公权”的司法部门不得干涉、介入当事人的“形成权”;而有的观点则认为解除权人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实际上是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必然要“通知”对方,因此,诉讼也是“通知”解除合同的方式之一。
笔者认为,通知与诉讼均是合同解除权人行使形成权的方式。“应当通知对方”是对于合同解除权人享有的救济权利的行使程序,通知仅是解除合同的一种方式而已。《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在何种情况下享有依自己意思单方解除合同的实体权利,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赋予的是当事人实现解除合同目的的程序权利。当事人是否解除合同(意思)、如何表达解除意思(行为),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因此,解除合同的自由,不仅是否解除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而且解除方式亦由当事人选择。因此,应当允许合同解除权人提起“合同解除”诉讼。
审判实践中,不受理当事人提起“合同解除”诉讼的法院非常少,但不同的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却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法院允许原告的诉讼请求直接表述为“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有的法院则要求原告在起诉前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且原告的诉讼请求表述为“确认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
合同解除权人提起“合同解除”之诉,法院受理并经过审查后,如认为解除理由合法、充分,则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情况,如何起算合同解除时间,却又产生各种争议。
二、原告“自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时间如何起算
实践中,有些合同当事人在起诉前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有些在向法院起诉后、判决前向对方通知解除合同。
对于在起诉前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的,绝大多数观点认为合同解除的起算时间是“通知”到达合同对方的时间。这是由于《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当然,如前所述,有些法院会要求原告的诉讼请求表述为“确认原告解除与被告的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
对于在起诉后、判决前向合同对方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有的观点认为《合同法》并没有对第九十六规定的“通知”的时间作出限定,即原告既可以在起诉前“通知”,也可以在起诉后“通知”,无论何时通知,均应按照该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执行;而有的观点则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时间应当限于提起诉讼之前,不能包括起诉后的“通知”,理由是从第九十六条文本的规定来看,该条首先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然后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后再规定相对方可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异议,因此,该条规定的“通知”显然是限于起诉前,对于起诉后的“通知”应当视为原告没有“通知”,应按照当事人无通知的情况判断合同解除的起算时间。
笔者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不仅应当包括起诉前的“通知”,而且还应当包括起诉后的“通知”,对此问题的分析与解除权人是否可通过诉讼解除合同的道理是一样的,如前所述,法院一般并不会拒绝原告就“解除合同”提起的诉讼,那么,既然《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包括向法院起诉,对于“通知”的时间,也应当包括诉讼过程中的“通知”。因此,对于在起诉后、法院判决前向合同对方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合同解除的起算时间仍应按照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以“通知”到达合同对方的时间为准。
三、原告自始至终未“自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时间如何起算
综合起来,对于原告自始至终未“自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合同解除的起算时间的观点主要有:
有的认为应从起诉时起算;有的认为应当从判决确定生效之日起算;还有主张区分情况,如果一审判决已经明确了合同解除日期,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则从一审判决确定的时间起算,一审未明确解除日期的,则从二审判决生效时起算;还有的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原告的不同诉讼请求起算合同解除时间, 如果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其解除合同通知的效力,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只是对有效行为的一种确认,这时合同解除的起算日期应当追溯到解除通知到达对方之日,而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合同,那么法院经过审查,发现的确属于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情形时,而判决解除合同的,那么合同解除的起算日期应当是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还有的认为应当从原告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时起算。以下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
1、关于合同解除时间应从起诉时起算的观点。笔者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规定解除权人在解除合同前应当通知合同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因此,很显然,要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必须要以对方知悉“合同解除”的意思为前提。原告起诉时,被告并不了解、不知悉原告已要求“解除合同”,所以合同解除时间不能以起诉时起算。
2、关于合同解除时间应当从判决确定生效之日起算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合同法》规定的“约定解除权”及“法定解除权”均属于形成权,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的学者理论及司法实践均予以认同。形成权是权利人得以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形成权是“私权”,它不依赖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公权”的介入。“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即仅凭一方当事人依法定事由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可使现成的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其行使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1。法院的判决在合同解除纠纷中的作用,仅仅是确认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合法、有效,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这一点与《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条文后半部即“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立法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以判决生效时间来判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是否解除,与《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不符。
第三、四种观点的立足点与第二种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即都以判决来确定原告未“自行”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下的解除时间。如前所述,法院不能决定“合同解除”,自然也就不能决定“合同解除时间”,因此摒开原告“自行”向对方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况,第二种观点中“一审判决明确合同解除日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对于第四种观点,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那么原告显然要有“通知”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解除通知到达对方之日为合同解除的时间,这种情况与前文所述的“原告自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情况”是相同的。
笔者认为,对于原告自始至终未“自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应当以原告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理由如下:
首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首先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在“通知”的方式上,普遍的观点认为,该条规定的“通知”形式并没有排除原告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该条规定的“通知”对形式并未特别强调,重要的是看结果,即通知是否到达对方,到达对方的,无论是通过什么形式进行的通知,合同都解除,因此,“通知”应当包括当事人直接“通知”的方式,也包括通过“诉讼”通知的方式。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法院会受理当事人提起“合同解除”的诉讼。既然诉讼也是“通知”的方式之一,那么被告开始知道起诉内容(起诉内容包含原告解除合同的意思)的时间就应当作为合同解除效力发生的时间。
其次,《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该条明确了合同解除时间是“通知到达”的时间,“通知到达”意味着对方了解、知悉解除权人的“解除合同”的意思。原告向法院起诉,需要阐述解除合同的意思及理由,法院根据诉讼法律规定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被告通过起诉状副本,就已知道原告“解除合同”的意思,或者按照法律规定推断对方知道(如公告送达的情况)。因此,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的行为,足以且完全满足《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有关合同解除效力的规定。
再次,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的行为方式受诉讼法的严格限制,可以有效保障将有权解除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要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有效传达给另一方。换言之,只要是合法的送达起诉状副本的行为,都能起到信息成功传递的效果。
第四、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时合同解除发生效力,与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并不矛盾。如前所述,法院只是对合同当事人是否享有解除权、合同解除是否发生效力进行审查,并据此作出判决,法院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即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不支持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也不会影响法院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已将原告“解除合同”的意思传递给被告。也正因此,不能以判决的日期来判定当事人合同是否解除。
从司法实践方面来看,很多的法院支持以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时间。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法律适用问答2003年第2期刊登了对于“解除合同纠纷,合同被解除的效力从何时起算”的回答,认为,“实践中,存在当事人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迳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我们认为,如人民法院审理后确认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正当的,起诉书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之日视为解除通知到达之日,合同自该日起解除。”
结语:合同解除是《合同法》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对于市场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的影响极为重要,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争议在所难免,因此,有必要对合同解除作出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此,便能降低市场经济主体在解除合同方面的风险,保证市场交易更加顺利的开展。
 
 
参考文献:
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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